第145章 天理昭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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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敬直每天卯时起床。
他住在河工衙门后街，一间潮湿的偏房里，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，下雨天要用木盆接着，滴答滴答的水声整夜不停。
他母亲住在城外农舍，他每月领了俸禄便买一袋米、几斤粗盐、一小罐猪油，走一个时辰的路送去。
母亲眼睛半瞎，每次都摸着他的脸，说瘦了，他回没有，只是最近堤上风大，吹黑了。
他负责的那段河堤，在怀远桥以北，不算长，但极关键——这段河堤是整个扬州城防洪的薄弱环节，每年汛期水位一涨，这里头一个吃紧。
他每天拿着尺子，在堤上量来量去，量水位，量泥沙淤积，量坝身的沉降。
他把这些数据，一笔一划地记在一个粗布封面的小本子上，每一笔都写的端正，和他在河工衙门入职时，画押的笔迹一模一样。
同僚们都说他太较真——一个从九品的小吏，管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就行了，量那么仔细做什么，又不会有人给你升官。
他不辩解，只是勉强地笑一下，然后继续量他的尺子。
他在这段堤上守了许多年了，知道每一块石头的位置，知道哪一段堤坝容易渗水，知道每年汛期前，该在哪个位置加固沙袋。
他不懂官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，只知道这段堤后面，住着好几千户人家，有稻田，有农舍，有他母亲住的那间破草屋。
那年雨水来得格外早。
才入五月，运河水便开始涨，浑黄的河水从上游奔涌下来，把堤坝根脚，冲得微微发颤。
徐敬直照例，去堤上巡查，量水位，测流速，蹲在堤根观察渗水的情况。
每一寸夯土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哪里有渗水，哪里有裂缝，哪里是每年汛期最容易被冲开的薄弱处，他闭着眼都能指出位置。
但今天他看见的东西，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堤坝上。
那不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自然塌陷，是被人挖开的！
夯土层被人从内侧，用铁镐精准地挖开了一道口子，挖完之后，又重新用松土填回去，表面上拍得平整，不凑近了，拿尺子一寸一寸地量，根本发现不了。
但他，就是那个会拿尺子一寸一寸去量的人。
他把松土拨开，看见里面的夯土已经被掏空了，铁镐的凿痕整齐刺目，每一道痕迹都像是在他脑子里刻字——这是人挖的，是故意挖的。
他把手按在那些凿痕上，只觉得从指尖到脊背都在发麻，像是有人，在把他的脊柱从身体里往外抽。
他在这段堤上站了很久。
太阳从运河西边落下，把水面染成一片浑浊的金色。
他蹲下来，把那些松土重新拨开，拿尺子量了缺口的深度、宽度、内侧掏空的范围，然后把所有测量数据，认真地记在巡查簿上。
缺口挖在内侧，说明挖的人知道这段堤的结构；
松土拍得平整，说明挖的人从容不迫；
缺口的位置，恰好是历年汛期水位最高的河段。
只要一场大雨，运河涨水，这段被掏空的堤坝就会从内侧被水压撑开，然后决口……
决口之后，水会往哪里淹?下游就是两个村庄，三百户人家，上千条人命！
还有那万亩良田，那片田，是城东所有佃户的命根子。
那些田，程家想买很久了。
佃户们不卖，因为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地，卖了就什么都没了。
程家派人来谈过好几回，佃户们不松口，后来就不谈了。
他缓慢地把巡查簿合上塞进怀里，站起来，转身往堤下走去。
他走得不快，每一步都踩的用力。
那天晚上，他在家里对着那本巡查簿坐了很久，油灯里的油烧干了他没有添，蜡烛燃尽了他没有换。
只是执拗地坐在黑暗里，反复想着同一件事：他只是个从九品的河堤监事，没有人会把他的发现当回事。
他的前任，也是河堤监事，在他接手这段堤坝的前一年忽然辞了官，说家里有急事，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
他以前不太懂前任为什么走，现在他懂了。
徐敬直决定去找知府。
他在天亮时分，换上了那套洗得发白的官服，把巡查簿和测量记，录用一块油布妥帖地包好，塞进怀里贴肉的位置。
出门时天还没全亮，巷子里弥漫着运河上飘来的水雾，空气里有淤泥和腐草的气息。
苏远住在城隍庙里，他绕了一段路去城隍庙，找到了苏远。
苏远正在院子里读书，看见徐敬直，眼睛一亮，赶忙迎上去，还没说话。
徐敬直把怀里那个油布包掏出来，放在苏远手里，说这些是证据。
是他这些天查到的所有东西，河堤被人挖开了，岁修银子被人吞了，验收的人签了假字，他要去府衙把这些交给胡知府。
苏远看着他，眼睛霎时红了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开口，只是用力的点点头。
他走出城隍庙时没有回头，阳光正从运河东边升起来，把他沉默的背影，投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。
他去了府衙，在门房里等了许久，一个极年轻的差役，不耐烦地接过他的巡查簿翻了翻，说了句放着吧，府台大人有空会看。
他说事情等不得，那差役头也不抬地说府台大人今天要陪程家的老爷吃饭，没空，明天再来。
他明天没有来，他再也没有来过，第二天傍晚有人在运河下游打捞起一具尸首，卷宗上写的是“醉酒失足落水”，经办人是同知马进良。
他去府衙之前，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了。
他在城隍庙里跟苏远说了很多话，说河堤，说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名字，说他前任的事。
他说也许他也会死，但他已经把证据交给苏远了，苏远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还信得过的人。
他还说胡知府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总有最基本的良知；
就算胡知府不管，还有巡按御史，还有大理寺，还有陛下，这世上总还有天理在。
他说这话时是笃定的，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他不知道，那些证据，在他死后漂在运河的淤泥里，刻着证据的石碑，在风吹雨打中渐渐被青苔覆盖。
他最好的朋友，为了替他申冤，被打碎了右腿，在码头上疯疯癫癫地喊着“堤要倒了”。
一个老人，每年清明在怀远桥下烧纸钱，纸灰被河风卷进芦苇丛，落在淤泥里——那底下埋着一个从九品河堤监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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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母亲住在城外农舍，他每月领了俸禄便买一袋米、几斤粗盐、一小罐猪油，走一个时辰的路送去。
母亲眼睛半瞎，每次都摸着他的脸，说瘦了，他回没有，只是最近堤上风大，吹黑了。
他负责的那段河堤，在怀远桥以北，不算长，但极关键——这段河堤是整个扬州城防洪的薄弱环节，每年汛期水位一涨，这里头一个吃紧。
他每天拿着尺子，在堤上量来量去，量水位，量泥沙淤积，量坝身的沉降。
他把这些数据，一笔一划地记在一个粗布封面的小本子上，每一笔都写的端正，和他在河工衙门入职时，画押的笔迹一模一样。
同僚们都说他太较真——一个从九品的小吏，管好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就行了，量那么仔细做什么，又不会有人给你升官。
他不辩解，只是勉强地笑一下，然后继续量他的尺子。
他在这段堤上守了许多年了，知道每一块石头的位置，知道哪一段堤坝容易渗水，知道每年汛期前，该在哪个位置加固沙袋。
他不懂官场上的那些弯弯绕绕，只知道这段堤后面，住着好几千户人家，有稻田，有农舍，有他母亲住的那间破草屋。
那年雨水来得格外早。
才入五月，运河水便开始涨，浑黄的河水从上游奔涌下来，把堤坝根脚，冲得微微发颤。
徐敬直照例，去堤上巡查，量水位，测流速，蹲在堤根观察渗水的情况。
每一寸夯土，他都了如指掌，哪里有渗水，哪里有裂缝，哪里是每年汛期最容易被冲开的薄弱处，他闭着眼都能指出位置。
但今天他看见的东西，让他整个人僵在了堤坝上。
那不是被雨水冲刷出来的自然塌陷，是被人挖开的！
夯土层被人从内侧，用铁镐精准地挖开了一道口子，挖完之后，又重新用松土填回去，表面上拍得平整，不凑近了，拿尺子一寸一寸地量，根本发现不了。
但他，就是那个会拿尺子一寸一寸去量的人。
他把松土拨开，看见里面的夯土已经被掏空了，铁镐的凿痕整齐刺目，每一道痕迹都像是在他脑子里刻字——这是人挖的，是故意挖的。
他把手按在那些凿痕上，只觉得从指尖到脊背都在发麻，像是有人，在把他的脊柱从身体里往外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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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蹲下来，把那些松土重新拨开，拿尺子量了缺口的深度、宽度、内侧掏空的范围，然后把所有测量数据，认真地记在巡查簿上。
缺口挖在内侧，说明挖的人知道这段堤的结构；
松土拍得平整，说明挖的人从容不迫；
缺口的位置，恰好是历年汛期水位最高的河段。
只要一场大雨，运河涨水，这段被掏空的堤坝就会从内侧被水压撑开，然后决口……
决口之后，水会往哪里淹?下游就是两个村庄，三百户人家，上千条人命！
还有那万亩良田，那片田，是城东所有佃户的命根子。
那些田，程家想买很久了。
佃户们不卖，因为那是祖上传下来的地，卖了就什么都没了。
程家派人来谈过好几回，佃户们不松口，后来就不谈了。
他缓慢地把巡查簿合上塞进怀里，站起来，转身往堤下走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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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他在家里对着那本巡查簿坐了很久，油灯里的油烧干了他没有添，蜡烛燃尽了他没有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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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前任，也是河堤监事，在他接手这段堤坝的前一年忽然辞了官，说家里有急事，后来再也没有人见过他。
他以前不太懂前任为什么走，现在他懂了。
徐敬直决定去找知府。
他在天亮时分，换上了那套洗得发白的官服，把巡查簿和测量记，录用一块油布妥帖地包好，塞进怀里贴肉的位置。
出门时天还没全亮，巷子里弥漫着运河上飘来的水雾，空气里有淤泥和腐草的气息。
苏远住在城隍庙里，他绕了一段路去城隍庙，找到了苏远。
苏远正在院子里读书，看见徐敬直，眼睛一亮，赶忙迎上去，还没说话。
徐敬直把怀里那个油布包掏出来，放在苏远手里，说这些是证据。
是他这些天查到的所有东西，河堤被人挖开了，岁修银子被人吞了，验收的人签了假字，他要去府衙把这些交给胡知府。
苏远看着他，眼睛霎时红了，张了张嘴，最终没有开口，只是用力的点点头。
他走出城隍庙时没有回头，阳光正从运河东边升起来，把他沉默的背影，投在斑驳的青石板路上。
他去了府衙，在门房里等了许久，一个极年轻的差役，不耐烦地接过他的巡查簿翻了翻，说了句放着吧，府台大人有空会看。
他说事情等不得，那差役头也不抬地说府台大人今天要陪程家的老爷吃饭，没空，明天再来。
他明天没有来，他再也没有来过，第二天傍晚有人在运河下游打捞起一具尸首，卷宗上写的是“醉酒失足落水”，经办人是同知马进良。
他去府衙之前，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回不来了。
他在城隍庙里跟苏远说了很多话，说河堤，说那些刻在石碑上的名字，说他前任的事。
他说也许他也会死，但他已经把证据交给苏远了，苏远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还信得过的人。
他还说胡知府读了那么多圣贤书，总有最基本的良知；
就算胡知府不管，还有巡按御史，还有大理寺，还有陛下，这世上总还有天理在。
他说这话时是笃定的，像是在陈述一件理所当然的事。
他不知道，那些证据，在他死后漂在运河的淤泥里，刻着证据的石碑，在风吹雨打中渐渐被青苔覆盖。
他最好的朋友，为了替他申冤，被打碎了右腿，在码头上疯疯癫癫地喊着“堤要倒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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